我和沂东是发小，用我们沂蒙山的话来说是“老伙计”。从一九六二年起，我们一起就读于百年学校山东临沂一小，同窗5年。屈指算来，从第一次谋面到现在，已过去了四十八个春秋。

那时的王沂东，不显山不露水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童真的微笑。每当老师提问，他会慢慢站起来，笑嘻嘻的回答问题。每当同学们呼喊一声“王沂东”，一张笑脸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课间玩耍时，他也会微笑着参加到“挤黏住”“打拉门”“揉末溜”的游戏中。微笑，是他脸上常驻的表情。

由于时间很久，我已记不清他的学习成绩如何。但是说实话，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画画的天赋。

记得大概是三年级时，上课的铃已打响，沂东三笔两笔就画了一个小王八，将画的上半部掖在前位同学的衣领里，后边的同学大笑不止，而他却笑嘻嘻的，极其细心的再改上几笔，而后罢休。

现在想起来，早知沂东会成为名人大家，当时应将那只小王八妥善保存，这会是他最早的画作了吧。

有时，在同学们喧嚣而混乱的玩闹中，你会发现沂东闹中取静，一个人静静地蹲在一边，手里拿着一截树枝，微笑着，有意无意的在锅炉渣铺就的地面上胡乱画着，或是一顶帽子，或是一间房子，或是一个篮球。可以肯定，这些画作谈不上水平，但是却给我留下了他肯画、好画的印象。

同学之间也有走的近走得远之分。由于我们俩都是军人家庭出身，也由于都是“老王家人”，还由于都喜爱画画，我和沂东走的很近。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沂东回沂蒙省亲，同学们举办了一次聚会，这是我俩成年后第一次相会。见面时，大家都很兴奋，我俩还单独聊了一阵子，聊的很惬意。那时的沂东已经很有成就了，但你根本看不出“才大气粗”影子，有的还是那种童真的微笑和慢条斯理的谈吐。大约到了九十年代初，沂东再次回沂蒙，还专程到我家来看望我。由于我因公外出，我俩失之交臂。那次，沂东给我留下了一个纸条，大意是希望见面，再续上次未完话题。因不知他住在哪里，当时电话也不普及，见面之事只好作罢。

从那次同学聚会算起，我和沂东也二十多年没见面了。到了2010年，借着到北京领取“夏衍杯”电影剧本奖的机会，我准备——确切的说是我决心和沂东见上一面，以解我俩失之交臂的遗憾。在去沂东住所的路上，沂东不断地通过手机引导着出租车师傅，好像生怕走错了路，延误了见面的时间一样。

说实在的，我真的不知沂东现在变化成什么样。

春寒料峭之中，人们都是匆匆而过。街的对面，一位中年男子向我走来。我不敢断定他就是王沂东。一顶普通的毛线帽，一件过时的面包服，还有一条不起眼的围脖，这是王沂东吗？我犹豫着。突然，我断定他就是老同学，因为我看到了一副童真的微笑。

寒暄是不必要的，很快我们就聊开了，主要聊当年学校的往事。我们惋惜的谈起文革中“畏罪自杀”的老校长，忘情的谈起在沂河的沙滩上和涓流中的嬉戏，也聊了些零零碎碎、断断续续、模模糊糊的童年往事。有时因为对一件事记忆的不同，我俩还争论一番，直到他笑嘻嘻的承认（可能是违心的）是自己的记忆不灵为止。

聊天时我仔细端详，沂东的身体状况不算是上佳，头发也稀疏了不少，脸上的褶皱比我有过之而不及，而那微笑，却一直挂在他的脸上。只是，这招牌式的微笑，多了一份艺术家式的淡定和成熟。我想，这是他在美术道路上自然形成的一种特有气质，是童年神态的必然升华。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童真式的心态，才成就了今天的王沂东。进而我又想到，或者说我希望，让沂东童真的微笑，伴随他继续前行，引领他走向更高的艺术境界。